屬下能說話嗎?

開啟這樣的一句詰問時,我想到兩件有趣的事情,一是對於低層階級的群眾來講,我們似乎認為「說話」是他們能夠進行的最佳行動;二則是在菁英的相較下定義了「屬下」的位置。

 

其實Spivak在寫這篇文章時,其自身已成為文章中所批判的代言人的角色。先入為主地認為,屬下 subaltern,或說賤民)必定期望由「說話」的行動才得以展示權力而有機會從屬下的層級中脫離出來。然而這是知識份子多半會有的觀念,認為說話是權力的展現、論述是施展(非知識份子所沒能察覺)影響力的無形場域。於是究竟是如傅科所看到的--言說是一種權力,抑或其實這是知識份子所建構出來的--使言說「成為」一種權力呢?

當話語或書寫成為一種權力,且熟為知識份子所知的運作方式時,好像任何被壓迫的、受權力掌控的、底層的群體們就都得接受這一套「言說是一種權力」的思想傳遞。但屬下沒有權力說話怎麼辦?知識份子會說,沒關係,交給我,讓我替你/妳發聲。知識份子並且說:你們要講阿,不能壓抑,要大膽的說出來-因為在這樣的運作邏輯中,「言說」才是解放的靈藥。因此被壓抑的女性必須述說自我(無論從裡到外,從身體到性慾);同志們必須為自己發聲(尤其同志中又有許多知識份子);不能夠再壓抑性,必須言說(性不可恥阿,為何羞於說出來呢)。

但壓抑與言說的一鎖一鑰究竟是如何被連貫起來的呢?難道言說的同時就能完全拋開壓迫嗎?為何只能選擇「說」與「不說」呢?這豈不是再度地落進了被簡約的二元位置當中?

是的,解構主義給了知識份子一記醒陲:無論是說/不說、或能/不能,都是權力的行使與掌控。不願談論自我的(被壓迫)女性被認為是保守的、不願走出櫃子的同志被認為是羞於面對自我的。但所謂的「認為」不也是來自一個居高的權力審度者的眼光,它只不過位於傳統壓迫(被視為威權)的另一邊,但仍不是與屬下同坐在草蓆地上。

解放或鼓勵言說的行為的確有其歷史意義性,因為若沒有這些更為激進的動作,主體的流動更不可能被期待。但如果解放壓迫的期待是讓被固鎖的他者或階層產生流動,也就必須警覺在所謂的知識份子發言下,是否也間接規訓了這些屬下的行為與選擇。

還記得多年前在某一個營隊會議裡頭,會後有個同年級的女生探問起在場某位學姐的閨房八卦,學姐不願多談,這同年級的女生卻大聲嚷嚷著說:「我跟我男友有性行為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阿,這有什麼不能講的?」對於所謂的性解放--在今日的社會脈絡下還能去使用這個詞語嗎?難道對於性的論述和建構還不夠?還必須有所解放?而無所畏懼的談論就真的解放了嗎?--這完全是可以被質疑的。

雖然把身體或情/性慾之事劃分進公、私領域這件事本身就落入了化約的二元陷阱中,然而我覺得,情慾(或又如愛情)等之所以為「情」,其中就因為某些元素是屬於私領域的--才有其將自身置於其內所得到的快感或滋味。當解放的論述在解放女性之後鋪天蓋地的竄進了社會文化當中,無論是男性女性異性同性的身體或情/性慾都被認為是不應壓抑、而應被言說時,屬於私領域的自主權被剝奪了,而主體的流動也停滯在一個尷尬的位置,因為它被推擠到「解放」的場域中--其實已然停止。

也許訴諸自由意志是自由主義者一廂情願的態度,所謂「自由意志」的力量也比想像中來得薄弱。屬下的確是有被知識份子代言的必要性,但權力的施展並非全得依賴言說。而言說更非是絕對的解放,該如何解放、或依循怎樣的路徑解放並非只有二元分別的選擇。然而也因為高舉解放旗幟的一派與傳統論述各執一詞,彼此的對立拉扯(而不可能有那一方真正獲得勝利)下才使得其間的各個主體搖擺晃動。但在時下傳播媒體、網路資訊散佈迅速、廣泛的社會當中,言說其實已經氾濫,而權力的無孔不進其實已達到難以察覺的地步。

請停止無所不在的談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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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接勞倫斯

以美麗卻無理的星辰佐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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